摘   要：在“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化发展背景下，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日益成为推动国家教育对外开放和服务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梳理近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所取得的主要成就，深入剖析当前在制度供给、标准互认、企业参与及国际传播等方面面临的突出挑战，提出以政策机制优化、标准体系协同建设、产教融合深度协作、国际传播能力提升为核心的多维发展路径，以推动中国职业教育在全球职业教育格局中的地位跃升，服务“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职业教育国际化；“一带一路”；产教融合；校企协同；标准互认；鲁班工坊

在经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背景下，职业教育国际化已成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文章，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使我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在这一进程中，产教融合与校企协同作为连接教育与产业、国内与国际的桥梁，能够有效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对接，对于实现职业教育国际化目标具有关键的支撑作用。

一、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现实基础与成就

（一）政策体系日趋完善，国家层面持续强化顶层设计

近年来，国家持续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构建系统性政策体系。2016年《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首次将职业教育纳入“一带一路”合作，鼓励与高铁、电信等行业企业“走出去”，开展境外合作办学，服务国际产能合作。2020年发布的《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进一步强调借鉴“双元制”等办学模式，推动院企联合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全面提升职业教育开放水平。2021年《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则明确将国际合作与产教融合提升至战略高度，提出打造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推动专业、课程与教学资源“走出去”。202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首次从法律层面对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做出规定，支持校企联合办学和境外合作，强化国际化的制度保障。同年底印发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作为新时代教育改革的重要文件，提出构建多层次国际合作机制，打造世界职教赛事平台和国际化院校品牌，并推广“中文+职业技能”项目，系统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的能力。这一系列政策举措为职业教育国际化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战略指引。

（二）合作平台日益多元，区域布局逐步扩大

近年我国着力打造多元化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以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和影响力。其中，“鲁班工坊”已成为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亮丽名片和重要载体。截至目前，我国职业院校已与泰国、印度尼西亚、埃及等29个国家高等教育机构合作建成了33个鲁班工坊，采用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的模式，为合作国家和当地中资企业培养了大批本土化的国际技能人才。此外，还在海外创办“中文工坊”“现代工匠学院”“丝路学院”等特色项目，推广中文语言教育与技能培训相融合的模式，服务共建国家的人才需求。为了凝聚各方力量，由国内职业院校、“走出去”企业、国外院校和智库联合参与共同发起建立了职业教育国际化协同发展共同体、联盟等组织，旨在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联合培养人才，实现“抱团出海”，提升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合作层次。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我国职业教育积极拓展与沿线国家的区域合作网络，构建多边交流平台，扩大职业教育国际“朋友圈”。中国与东盟、非洲、上合组织等区域组织和国家建立了广泛的职业教育合作关系，共建职业教育联盟、定期召开国际论坛，促进政策沟通和经验分享。

（三）校企联合模式不断创新，服务中资企业“走出去”

近年来，伴随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布局的加快，职业院校与“走出去”企业之间的合作日益紧密，逐步形成了“企业拓展+院校配套+本地合作”的三方联动新机制。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公司协同国内十家职业院校，在海外独立举办的中国—赞比亚职业技术学院是第一所开展学历教育的高等职业院校，是职业教育“走出去”试点项目的重要成果；高斯图文公司联合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在斯里兰卡建立“丝路书香中国”印刷培训基地、在纳米比亚建立“南亚毕昇”传播基地，将中国印刷职业教育的课程资源库和教材标准带到海外。到2024年，全国27个省（区、市）的200多所职业院校在70多个国家（地区）设立了约400个办学机构和项目。[1]这些校企联合出海的实践，实现了产业资本、技术和教育资源的协同出海，院校提供师资和教学管理，双方共同培养东道国本土技术工人，不仅解决了中资企业在海外的技能人才短缺问题，也为所在国的产业发展贡献了力量。

（四）标准与资源“被采纳”比例上升，软实力建设初显成效

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正从早期的单向引进，转向高质量的双向互动。在“走出去”方面，以开发职业教育标准、在国外开办学校、中外合作办学等方面成果尤为显著。根据2023年针对全国1452所高等职业院校的质量年报数据统计，开发并被国外采用的专业标准1468个，课程标准5802个；开发并被采用的职业教育资源31768个、职业教育装备数量2498个；在国外开办学校数量537所，其中包含645个专业33463名在校生。这些海外项目涵盖工程技术、现代农业、汽车维修、医学护理等多个领域，不仅创立了“鲁班工坊”“丝路学院”“班墨学院”等知名品牌，同时也催生了中外合作办学的新模式。职业院校通过境外办学和培训，为共建国家培养了大批掌握中国技术标准、熟悉中国工艺的技能人才，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中资企业海外运营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体来看，“职教出海”已成为我国教育对外合作的新生力量和亮点。

二、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制度与政策供给有待进一步完善

尽管政府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在全国已经形成了积极的政策环境，有力发挥了对职业教育国际化和产教融合的支持和引导作用，但在具体实施层面仍存在一些政策上的不到位、不细致、不完善的地方。院校和企业和合作需要跨部委的政策协调，而教育出海更是一项创新探索，新的问题、困境层出不穷，政策的制定需要紧跟实践需求，不断完善。如职业院校赴境外办学、中外学分互认等方面缺乏成熟的操作细则，一些合作项目需耗费较长时间审批。部分国家对外国教育机构准入设有限制，国内在外汇管理、固定资产管理、人员出入境、跨国办学资质等方面也存在制约，影响了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效率。政策支持落后于发展需求的存在，也影响到了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响应产业和人才的需求的灵敏性和灵活性。

（二）标准互认与证书通用有待继续推动

职业教育国际化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标准和证书的互认，但不同国家职业教育的资格框架和技能标准差异较大，国内职业技能等级、课程体系与国际几个主要的资格框架并不完全对应，国际上也没有统一的职业资格参照体系，学业证书和职业资格的国际互认面临技术性和协调性的难题。当前我国的职业标准、教学标准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未能形成体系化的行动模式，往往是不同的院校在单打独斗，缺乏统筹。在此背景下我国职业院校学生取得的证书在国外认可度有限，国外技能人才来华就业时技能等级认定也缺乏通道。这种标准壁垒导致人才流动受阻，合作办学的毕业生在就业和继续深造时遇到障碍。虽然我国正倡导共建区域性资历框架和推动证书互认，但这一过程需要各国政府和行业长期磋商磨合，短期内仍是国际化的突出挑战。

（三）校企协同机制有待创新

随着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加快，部分中资企业已开始探索与职业院校在海外合作培养本地人才，形成了“鲁班工坊”“中文+职业技能”等初步模式。但整体而言，当前校企协同“走出去”多以学校主导、企业配合为主，协作机制较为单一，深度与成效有待提升。企业往往因投入产出周期长、机制缺失等问题，对系统参与热情不高；职业院校则在对接企业海外人才需求方面主动性和精准度不足，难以形成协同育人合力。要推进“产教融合出海”，亟需推动校企合作由“点对点”向“共建共治”转型，建立任务共担、利益共享的国际合作机制，提升合作匹配度与可持续性，更好支撑职业教育服务国家对外发展战略

（四）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有待提升

相比于高等教育，我国职业教育在国际教育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品牌影响力仍然不足。尽管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但国际上对“中国职教模式”的认知度仍不高。当前，德国“双元制”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体系在全球具有较高声誉，而中国职业教育的质量和特色还缺乏足够的国际认可。在国际职业教育标准制定、话语体系塑造等方面，我国参与程度有限，相关研究和案例在国际刊物和组织中的传播力不强。具有国际教学经验、熟悉双语授课和跨文化管理的师资依然不能满足院校国际化发展需求，缺乏既懂中国职业教育体系又能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复合型国际化人才”。另外，我国职业院校招收海外学生的规模较小，海外办学的学历证书国际含金量有待提升。这些都表明，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与其自身规模和实力还不相称，需要通过持续努力来提高国际知名度和话语权。

三、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未来发展策略与政策建议

（一）完善政策支持与合作机制，破除制度瓶颈

在政府层面，针对现有制度障碍，应加快建立灵活高效的职业教育对外合作机制。首先，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实施细则，例如明确职业院校境外办学的审批流程和质量监管标准，简化引进国外教师、课程和教材的手续。通过政府间协议，为中外合作项目开通“绿色通道”，在签证办理、资金出境、资产出境、学历认证等方面提供便利。其次，建立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教育、外交、财政、人社等部门联动支持职业教育国际化项目，形成政策合力。积极参与双边和多边职教合作协议的谈判，争取互惠的制度环境。通过以上举措，扫清法律和行政障碍，为产教融合和校企协同的国际合作创造宽松有序的制度条件。

（二）推进标准协同建设，探索双边/多边互认机制

为解决标准互认难题，院校、企业、行业组织需要积极配合，形成合力。一方面，积极对接国际通行的职业资格标准，参与构建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技能资历框架。在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中推动建立职业资格对照表，开展技能等级互认试点。鼓励国内行业协会和龙头企业与国际同行合作开发职业技能标准，提升我国产业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有计划地将中国成熟的职业教育标准推向国际。支持职业院校与企业联合编制英文版的专业教学标准和培训课程，与合作国家分享“中国标准”。通过“鲁班工坊”等平台持续分享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标准、课程体系和数字化教学资源，协助将这些标准本土化并纳入对方国家的教育体系。在国际职业教育组织中讲好中国标准案例，提升国际话语权。通过标准对接与“走出去”并举，逐步实现职业技能证书和学习成果的跨国互认，为人才国际流动扫清障碍。

（三）深化企业参与，强化产教融合协同出海

政府部门之间加强统筹协调，大力提升企业在职业教育国际化中的参与度，构建政府-院校-企业协同“走出去”的工作格局。首先，国资主管部门鼓励有海外业务的企业参与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共同开展境外人才培养。通过在对外经济援助项目规划中增加建设海外职业院校的内容、设置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职业培训等方式加强产教融合的国际化发展。其次，发挥教育行业组织和企业行业组织的平台作用。支持行业龙头企业牵头建立国际产教融合联盟，组织院校和企业联合赴海外办学或培训，实现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形成职业教育“组团出海”模式，搭建职业教育国际化协同发展共同体等平台，将“走出去”的中资企业需求与国内院校办学能力对接起来，联合开发课程、培训师资，提升合作办学水平 。第三，鼓励校企协同开发国际化人才培养方案。在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入企业标准和真实项目，让学生在校期间就接受面向国际业务的实训。企业则提供跨国实习、学徒机会，使学生毕业时具备跨文化和专业技术胜任力。

（四）建设国际传播体系，增强职业教育的国家形象塑造力

围绕提高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认同度和话语权，进一步打造和用好各类国际交流合作平台。首先，继续擦亮“鲁班工坊”“班墨学院”等已有品牌，完善鲁班工坊联盟机制和质量认证体系，确保其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同时，探索在更多国家建立类似的职业教育中心，形成布局更广的海外网络。其次，积极主办和参与国际职业教育会议、技能大赛和展览等活动。扩大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大会、职业技能竞赛覆盖范围，让更多国家了解中国职业教育的成果和经验。发布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和案例，增强国际话语权。再次，推动“中文+职业技能”项目走深走实，在海外设立中文和技能培训基地，把语言文化教育与技能培训相结合，增强彼此文化认同，扩大中国职业教育的软实力影响。此外，支持国内优质职业院校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的合作项目，参与国际职业教育援助计划，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通过多管齐下提升国际影响力，为职业教育国际化创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

职业教育国际化是中国从职业教育大国迈向职业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产教融合与校企协同在这一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桥梁和平台角色——它们将教育体系与产业发展紧密联结，使人才培养更贴近国际市场需求；它们促进中国职业教育标准与国际接轨，实现资源互通和优势互补；它们推动中外合作办学落地生根，培养面向未来的技能人才。展望未来，在政策引领和实践探索的双重驱动下，通过充分发挥产教融合和校企协同的独特优势，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步伐将进一步加快，为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彭斌柏.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实践与探索 [J]. 教育国际交流，2024（10）: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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